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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国近代谋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作者:黄山都市网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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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05-10
来源:网络整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确立了救国复兴的新思想、理清了道路选择的疑惑、准备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中国先进分子的追梦历程与现实碰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历史的主题。围绕探索国家出路,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从自身立场出发,多层次、全方位的学习西方,提供多种救国方案,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不已,然而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倾覆,民国建立,人们普遍认为,破环已终,建设开始,对新的共和制度充满了憧憬和信心,但被国人寄予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厚望的袁世凯最终以专制代替民主,中华大地上第一次追求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的理想失败了,民众实现民主国家的希望被出卖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失望、苦闷和痛苦中深刻反思现实,中国的政治何以败坏到如此地步?他们在痛苦中忏悔,在忏悔中继续探索,并形成新的共识,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相对于政制的建设而言,思想的觉悟与人格的独立更为重要。如鲁迅所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P31)。一些有识之士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同时,把挽救国家的注意力放在了思想文化领域内,陈独秀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是造成民德堕落的原因,因而也就是造成政治破环的原因,中国要想巩固共和,就必须先将反共和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旧伦理,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而且在他看来只有代表西方文明的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种以思想革命解决政治问题,将文化创新与社会改良相结合的思路,是中国思想界转变的重要契机,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解放,为新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道路。然而,没有社会制度的改造作为基础,将国民性改造处于优先的位置,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撑、个性解放、新道德新伦理新价值的重塑,能实现吗?这个疑惑被鲁迅以“娜拉走后怎么样”的形式提出,鲁迅觉得,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如果缺少一个良好社会的支持,似乎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启蒙者,也明显感到“不谈政治”或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会削弱他们的政治参与力和影响力,于是陈独秀领头的《每周评论》在1918年底问世,该刊专门讨论政治问题、专门谈时事,以补《新青年》之不足,这似乎已经发出一个信号:直接投入政治实践将要再度成为他们“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2](P275)。这就意味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更近一层,改造社会将更深一层。

  二、中国先进分子思想的新取向:社会主义

  在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国家的思路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介绍了各种西方的新思想,但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正当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一直被视为近代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在进入20世纪初期,爆发了一次空前的世界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未有的惨烈,其带来的恐惧、灾难使得对西方文明的乐观和自信受到沉重打击,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产生了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不安,乃至悲观的情绪。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战争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弱点,其竟公然宣称 “资本主义在今日已不容于世界”[3]。这种来自于西方世界自身反省的反资本主义浪潮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价值产生怀疑,但真正让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彻底幻灭的则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使人们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幻想,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陈独秀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4]。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中国思想界迅速兴起了一股质疑与批判西方文明的思潮。1920年梁启超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断言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中国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就连陈独秀也说:“我们不但对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不要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方文化,也不要满足才好”[5](P128)。然而,中国是否又要回头再走自己的老路呢?也不行。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双重文化危机”之中,正如李大钊所说:“世界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于渡世危崖”[6](P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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